难得与老袁撞题，他写了“官”和“吏”之别，我恰好因为中外“结”之不同，想到了“出口转内销”且又“国粹化”了的公务员制度，异工奏了同一个曲。
2018年已近年尾，改开40岁的大年即将过去。一向重视仪式感的我们，没看到这个大年有轰轰烈烈的纪念仪式，感觉有点冷清，那就博客上聊聊，聊以为庆。
在我们国家，最应该感谢改开的，除了那些发财的和知识阶层，就该是现在招聘职位炙手可热的公务员群体了，特别是处以上官员。
因为现在的处以上官员，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后，熬些年升官的。如果没有改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改开打开了平民当官的大门，类似古时候的考科举。在改开之前，我们的官员是“选拔”的，要由组织选拔。
听起来很妥，但组织的头随形势变化，一会儿是老干部，一会儿是工农兵。有志平民要想当官，门不宽，路很窄，多数是对不上的。当了官也不一定牢靠，运动一来…
另一方面，有志的领导也着急，因为历史条件限制，那时基层组织的头大都没有文化，武大郎开店，高个子人才不容易被选拔上，国家怎么发展？
接着“正餐”上来，“干部要四化”。但陈旧的组织人事制度非常碍事，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
真改革从挪人开始，因为屁股指挥脑袋。但是，如果依然用旧制度“选拔”人，还是陈陈相因，能干的人上不来。
而且，“选拔”制的通道狭窄。不仅下面人想出头的机会少，上面的领导要找能人，门路也是少少的。
80年代初，一批优秀的干部被“选拔”了上去，然后他们拼命想拔能人。无奈个人的接触面有限，下面的水土还没变，没选拔几个就见底了。
那时领导们着急，底下几十年的套路积重难返，所以除了“选拔”现存的，还要培养“后备干部”，要从“远后方、低起点”去找贤人。
无奈“选拔”就是手工作业，天生狭隘。终于，领导们向知识分子要计谋了，怎么做才能广开才路？
85年开始，上海率先尝试理论突破，召集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和人事干部交集，闭门开研讨会，搞“头脑风暴”。
关起门来说道理，学者们慷慨激昂，抨击当时“选拔制”已腐朽落后，希望推行先进且相对公平的“考任制”和“选任制”。
于是“西方文官制度”在少数学者的介绍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那时出过一批启蒙书，其中一本是《西方文官制度》。
书中介绍，“西方文官制度”，又叫“公务员制度”，且起源于我国的“科举制”，其与我们当时干部选拔制度的根本不同，就是“公开招聘，考试录取”。
感慨我们的“科举制”，曾经“废科举”还是革命成果，说是历史进步。谁知西方人把它当宝，拿过去后稍作修改，就是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
在此之前，西方大多是贵族当家，平民没有政治出路，社会容易发生矛盾。中国的“科举”模式，让西方找到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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