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缘起于1997年的除夕。老郑和书记老乔在街道机关值班，这是他就任新建的打浦街道办事处主任后的第一个除夕，领导带头值班，也是传统。他约王亚奇副区长、区计委鲍主任和我三个住得离街道办事处近的人，在吃完年夜饭之后到街道坐坐，帮他打打思路。这几个人之间都谈得来，我虽已离开机关，但曾经在淮海路改造中是主要的策划者及执行者之一，所以也在被邀之列。
1996年，卢湾区行政区划和行政机构改革。将原来的济南、嵩山、丽园、五里桥、瑞金、淮海、顺昌、打浦等8个街道撤销建制，新建五里桥、打浦桥、淮海、瑞金4个街道，老郑从原瑞金街道的党委书记职调任新组建的打浦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当时，新建的打浦桥街道是区内4个街道中资源最少、财力最薄的一个街道。南边的五里桥街道是传统的经济街道，北面的淮海、瑞金街道正好分享了卢湾区的经济命脉淮海中路，唯独打浦桥街道什么都没有。
区长和计委主任肯在大年夜去街道谈工作，除了私人关系好之外，知道老郑从很富的瑞金街道调到最贫的打浦桥街道，也有去宽慰的意思。但老郑可不是请大家来听诉苦的，他乐呵呵地向我们谈了以文化兴打浦桥街道的思路。
老郑是宣传部、文化局出身，对文化比较熟稔。这也是他日后率先将田子坊建成上海第一个创意产业园区的个人基础，世上没有无本之木。那天老郑抖的思路，就是在没有资源的打浦桥地区找出资源来，他找来找去也就在打浦桥地区找出中间的区文化馆和西侧的区体育馆这两个资源点来。他极富想像力地把这两个点比喻成“哑铃”，中间以刚拓宽的徐家汇路连接，谓之“哑铃计划”。以文化提升区位的价值，以文化去推动打浦桥的经济发展。
事后去看，这种隔山打虎的经济思路是对的。这是一种系统的发展思路，后来打浦桥地区的餐饮业就是在老郑系统思路的策动下，通过艰苦的招商繁荣起来的。餐饮业是文化的伴生行业，以文化的软招推动经济，先收获的一定是餐饮业。当然，打浦桥地区良好的市政交通条件，原已为餐饮业的繁荣打好了基础。区政府的规划中本来没有在打浦桥发展餐饮业的打算，因为老郑的歪打正着，打浦桥街道很快就由“穷”到富了。
后来，在一次区政府各部门参加的讨论打浦桥的餐饮业为何红火的研讨会上，被特邀参加的我发言说：原因就在于区政府没有干预。区政府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淮海路上，忽略了打浦桥，正好给了老郑机会。老郑就在以文化推经济的假想中招商引资，造就了打浦桥地区的繁荣，也为他以后有实力去实现自己文化创意的梦想，积累了必要的可支配财力。我和老郑有共识，田子坊的成功中也有体制的因素。当时上海的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实践赋予了街道很多自主权，包括相对宽松的财权。没有这些，老郑纵然有胆有识也没法建成田子坊的。
那个除夕，在老郑讲完他的文化经济构思之后，我们都赞同他的思路。但感到将区文化馆和体育馆作为资源地标有些勉强，那是两个事业单位，影响力也很小，无济于事的。我建议老郑：造个文化概念出来。徐家汇路太宽，是上海的市级交通干线，无法封闭起来营造文化。选一条无关交通的小马路，造出一条文化艺术街来，建议他选泰康路，为打浦桥“做”个文化“眼”出来。与座的哥们都赞同，老郑当场决定节后就动手。
命运就这样把老郑推向了创造田子坊之旅，我也陪着老郑走全了他在田子坊事业发展中的心路历程。在田子坊成功以后，老郑经常谢我在那个除夕的提议。我当然收受不下，无非是个提议罢了，关键是老郑自己拿的主意，还要自己创造条件去干，苦斗各种干扰。倘若老郑原无以文化发展经济的思路，我也提不出做文化眼的建议，他也根本不会理睬我那看似荒诞的提议。
其实那天我的提议中也略微有些私心，当时我已任一家央企房产公司的总经理。在1996年，已经把泰康路25号的一家旧工厂改建成一幢商务楼，这也是泰康路上最早的旧厂房改造项目。但是泰康路菜场的存在，使汽车不能通行，妨碍了租客的利益，闹得我很烦。所以，我是很希望老郑将马路菜场搬走的，对我也有利。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可能也是我的提议能被老郑采纳的一个因素，因为我已在泰康路上投了资，已经不是口惠而实不至了。而且老郑相信我在房地产项目发展上的眼光和判断能力，他很了解我曾经在淮海路改造工程前期中的作用，也明白我在泰康路25号造的那幢楼不是瞎搞。那也是他们街道的税源，即使为我们服务也是应该的，老郑本是肯为哥们两肋插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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