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企业家》杂志的王总编来看我，这本杂志的明年一月号要刊登一篇关于我的传记类通讯，他和作者一起来征求我对稿件的意见，再挑几张我的照片上去，顺便看看我们甲秀研发的世博特许产品。
两位都是古稀老人，老上海了，见面一谈就谈到“上海精神”上去了。今日之上海，变化气象万千，辉煌举世瞩目，但是老上海都知道它失去了点什么。从表面上看是失去了上海在全国的经济龙头地位，失去了上海货在全国人民中的口碑，实际上，是上海渐渐已经暗淡下去了的“上海精神”。
王总编感慨，甲秀为世博的创新研发体现了曾经已经失去了的“上海精神”。我则感慨，如今还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上海精神？”还能够想到“上海精神？”
我不想讨论“上海精神”到底是什么？文人政客可以就此说上一大堆，然而议论纷至沓来，最后不知就里。其实，搞清楚“上海精神”的定义并没有实际价值，因为当你开始注意到“上海精神”时，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是暗淡了。应该说，“上海精神”原本存在于没人去注意它的时候。
八十年代我在组织部工作时，我到外地去公干，或者外地人到我们这里来出差，同级或者县级组织部的部长们的年龄都要大大地长我一截。我们区的两位区委副书记一个40岁，一个36岁；区委常委、组织部长37岁，以后提的副区长都是37岁到38岁的年龄，最大的一位才42岁。处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一直控制在42—45岁水平。不经意之中的朝气，或许就是“上海精神”，我们最早实行向社会公开招募机关干部，也即今日公务员制度的前身；实行青年干部“能上能下”，没成绩的就下来；对拟上岗干部搞论文答辩；召开全区干部论文年会，搞干部统计工作信息化，轰轰烈烈。如今却已经倒过来了，外地的干部远比上海的年轻，处级干部的平均年龄基本在52岁以上，连提拔发展的空间都没有了。
九十年代初淮海路商业街大改造刚开始时，区长兼改造指挥部指挥长44岁，4个正处级副指挥长中年龄最大的是房地局长41岁，接着是财办主任39岁，建委主任37岁，我这个重大办主任最小35岁，但当时我的处龄已经有7年了。这样的年龄，思想最不保守，容易血气方刚，突破禁区。于是就在不经意之中体现了“上海精神”，就我这一路的工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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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市政府淮海中路不准造高层的原有规定，成功立项了最初的百盛、太平洋和柳林三座大楼，为后来的高层建筑打开了大门；
· 首次在1992年5月20日的淮海路居民大动迁中实行了“货币动迁”；
· 首次实现区级项目申请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资金“零”的突破，且首度实现中国人自己管理外援资金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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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作为城区政府首次在当时的近郊县城莘庄镇购买了7000㎡的动迁房；
· 首次实现淮海路商铺门面装修风格联合审批制；
· 唯一一次实现建设项目报建的“一站式办公三天审结制”；
· 首次通过项目集资在淮海中路闹市区造了4座10千伏变电站；
· 首次在市中心以区财力（没有动用资金）为支持淮海路项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建设腾清场地，突破了项目建设的供电“瓶颈”；
· 在1993年初，首次将淮海路的20多户居民动迁到莘庄，跨度大于20公里，而且首次对该批动迁居民实现了“产权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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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以区财力（没有动用资金）为市电话局提供1座8万门程控交换机的电话分局的建设用地，告别了卢湾区没有电话局的历史。
这么多的首次突破，都是冲撞当时的政策和规定的，可是我们从上到下就是根据“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的原则实施的。旧的政策规定一破，新的也就建立起来了。
就说“货币动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淮海路上有一户大人家，92年时我们是协议动迁，没有拆迁令。按协商要求买一套大房子需要130多万，但买不到，动迁户提出只需要给70万现金就走。按说这是“利国利民利企业”的好事，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国家给住的“公房”，怎么可以“变现”给居民呢？逐级汇报上来，区财办无人敢签字，最后是我签了，否则工程无法进行。
对动迁居民实行“产权分房”也是一样，之前的动迁只是政府调配租赁权。政策规定，居民原住的“公房”，动迁后还得是“公房”，不能变成“私房”。但是买来的“公房”是卢湾区的资产，得卢湾区管，我们怎可能到莘庄为20多户居民设立房管所呢？不得已中我只能突破政策，决定将房屋的产权送给动迁户，然后请卖房给我的莘庄镇政府为居民代管房屋维修。当地政府见我真的把淮海路的居民动迁过去了，乐都乐死了，因为这样他们的房子就有了口碑，以后升值也快了，所以我提什么要求他们都答应。而这些居民在两年以后就要猛谢我了，因为上海后来实行“售后工房”政策，我这样做等于给每户多送了几万元，九十年代初，这多值钱！
一直只以为这些只是工作，为老百姓着想还理属应当，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都是首次，以及首次的意义。这回突然回想，这些好像都反映了“上海精神”。我们不做，也有别人会去做的，只不过当时的卢湾起步早，头筹都让我们给拔了而已。
其实后来老郑在打浦桥街道也是，97年在全市率先建立系统的“两新”党组织；利用一个街道的力量实现了泰康路菜场入室工程；以街道的权力界面开发了闻名中外的“田子坊”，还有最早试水社区中的“社工制”。这些其实都反映了“上海精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
针对不断发展的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个个奋勇向前，你跑我赶，敢于尝试，不甘落后，对工作尽心尽责。这就是曾经一个时代的“上海精神”，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强势政府”。当然，我们当时都没去想过“上海精神”和“强势政府”这些词。“强势政府”这个词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其实已经是余勇了，现在的政府除了依赖掌控的权力和资源，在工作上还真的看不出有任何强势的样子。连执法都需要去“钓鱼”的，强势也早已成了弱势了。
和“雷锋精神”一样，“上海精神”也是在没有的时候才会被人想着的。经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房地产大发展和产业大转移，上海的钱多了，政府的日子过得富了，斗志却锐减了，科技和经济的基础也薄弱了。曾经享誉国内的上海轻工业和纺织业到哪里去了？上海的服装业、食品业、电子工业在全国还有影响吗？
王总编从甲秀的砥砺进步中看出了失去的“上海精神”，倒是提醒我了。尽管小小的甲秀无济大局，但精神无关企业规模，我们照样可以拾起八、九十年代的突破精神，再来一场努力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海精神”至少应该有人想着去寻找回来，是可以去寻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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