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同学某，少年老成，待人热情，工作努力，乐于助人，看上去就一副诚恳相，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虽然学习成绩并不出挑，性格上也有容易激动的一面，但并不妨碍大家和他交往。
他比我低一级，读书时，交往并不多，印象却是有的。以后，我莫名其妙地得发了之后，区卫生局两个党政一把手来找我，想让我推荐几个青年干部，他们缺，但又不了解。他们说：“原先也不认识你的，想不到一跳成了我们的领导。”所以，请我推荐，因为我熟。他们的观点很明确，我既然能够在29岁时当组织部的领导，和我差不多的同学当个基层院长总是可以的吧？
看着他俩的诚恳，我也不想放弃这个给同学们谋福的机会。几天以后，给区卫生局推荐了4个和我关系一般的人。当时我年轻，又在敏感部门工作，戒备心很强，很怕有人给我下套，以后说我利用职权，提拔亲信。没办法，翅膀不硬，总得小心。
我提的4个人都不是我这一年级的，也不是我教过的，更不是和我同事过的。这样，人家就没有把柄可抓了。当然，对于这4个人来说，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不多久，他们都当上了医院的副院长，估计他们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怎么突然间就当上院长了呢？
我是根据在校期间的印象给卫生局提供名单线索的，考察由他们自己完成，但断定这4个人原先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也不在医院领导的视野之内。当时的风气很好，以后这4个同学并没有来谢我，一只电话也没有。
不久，区里筹备“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党代会，我是副秘书长兼组织组长，所有的选举事务和考察干部工作都归我管。向区属各口借调人员时，某就来到了组织部，走近了我。他工作很认真，很努力，能力虽一般，但在86年时，在机关里大多还是从财贸系统抽来的人当中，某无疑还是占优的。
有一天，某正好有机会和我说话，表情中不尽感激之意，因为是我向卫生局建议提拔了他。他说他其实不想当医生，不想在卫生系统的。我听了一笑，明白他的意思，但他显然不会明白我的戒律。既然我当时在向卫生局提人选时想到了回避，反而成全了他等。今天在组织部，我也不会主动提出调用卫生局干部的。通常在借调人员时，我仅向下面提人数和要求，不会去点菜的。我管干部工作，组织部的内部人员调动自然由我管，但我懂分寸，在没有别的部长提出的情况下，没让某留下。
某回去继续当他的地段医院副院长了，但已开始和我相互走动得勤了。1988年，区里分给我思南路上的二室户新房，本想找个工程队包工的。自己工作忙，又在同济大学读书，顾不过来。某主动来找我了，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要包给别人干，应该朋友们一起帮忙。”他话说得像生气的样子，“如果你不让我们帮忙，就是不认我们这些朋友了。”
就这样，他承担了帮我找铺地坪的泥水匠的任务，一位科长自己动手帮我在水斗边贴了四排白瓷砖，一位副科长的弟弟是木匠，帮我在厨房间敲了个简橱，借在组织部的公安局的一个科长帮我贴了墙纸。地板没铺，厨卫设施未换，厨房的瓷砖没有全部贴，卫生间也只刷了防水涂料。当时不像今日讲究，除了条件不够，见识和口味尚未打开也是因素。众人拾柴火焰高，活儿很快干完，但我自己也累得够呛，买材料，再搬到6楼，还得自己组织调度工序，搬运建筑垃圾，已是全家总动员了。再有朋友帮忙，材料员和小工总得自己去做的。
但这件事使我和某走得更近了，而且家又很近，偶尔也去他家里吃饭。几年后，“下海”潮开始，某也停薪留职去了一家民企集团的上海公司当副总，我去看过他几次，公司的老板本和我也熟。
某就这样做了两年多，跨进九十年代，他的公司有了起色，集团却不灵了，染上了政治色彩。某很紧张，要求我调他回来。他明白，这个时候他去卫生局要求复职是困难的，至少副院长是难复了，不见得你想去就去，想回就回。
但我没答应，以我的身份，不能去向卫生局打招呼。那时候，我们的自律很严，从不会因为私人关系向下面单位打招呼插人的。每年的组工会议上，用人问题上的不恰当事是一直被我们猛击猛打的。我们曾经为“无功即是过”的原则，卸掉过22个并无过错、但工作没有成绩的处级干部的帽子。当然，其中有一个现在已升至厅级了。我让某稍安勿躁，等待机会。
机会又来了，90年下半年，又得准备明年的党代会了，依然由我全面负责，我在向卫生局要人的时候，特地要求调有经验、最好了解企业管理的人。卫生局书记为难了，“我们哪有懂企业管理的人呢？”
“某不是吗？”我点名了，虽然某的干部管理权限在卫生局，但对于干部“停薪留职”这类特例，我还是有权过问的。书记显然胆虚了，因为这类事当时并不提倡，说：“他已不在，停薪留职了。”我狠狠地说：“做他工作，让他回来。”书记说尽量。一周以后，某又到组织部上班了。我没多说，看得出某是感激的。其实当时此类事我常做，帮人解困是我的宗旨，倒不是因为某和我熟。我知道如我不帮，他是会出毛病的，某这个人心重。
一天下班后，我们一起走回家，我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官场去意。某大惊，认为我的发展势头正劲，如日中天，怎会有此想法？我说，外界看我的权势炙手可热，但我自己知道大势已去。区委老书记将届满退二线，新书记一直和他不和，上手一准拿我开刀。我从88年开始主持组织部的全面工作，每个领导都和我说要提我，但是几年下来都没提。我不走人，等着挨宰？某无语，虽然和我差不多年龄，这方面他是不知道的。
党代会以后，我是最后一个被新书记谈话的区委处级干部，事先已经被他晾够了，也被他踢了几脚。谈话时我当然不客气，狠狠地舌战了一场，可谁知这样竟解了他的心结。此后，他待我却比老书记更好，他让新区长做我工作别走，可此时位置已经用完。他们事先征求过我意见的，当集管局长？卫生局长？或者兼任人事局长？我都一一拒绝了，区委也都已安排人了。但既然心结已解，我就听任安排了，任了研究室主任、重大办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大概是以数量充质量吧。
我去重大办以后，某渐渐感觉在组织部的日子难过了，多次提出要跟我走。于是，当淮海路的改造项目展开之际，某也来到了重大办，做我的行政助理。不久我派他去新成立的九海实业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很快，他就生病了。某工作十分努力，但能力不算很强，所以干活也累。他生病以后，我去找接任的组织部长谈了一次：“某的身体已不合适在基层工作，请帮忙调回组织部。”这时我已离开了组织部，建议某进组织部已不犯忌，而且某的工作表现确实也不错。
实际上，我明白某进组织部是有难度的。已是1992年，他还不是公务员，而且编制还是大集体性质的。但这我就不管了，让组织部搞定去。某就这样在第三次进组织部后正式成了公务员，而且很快就当上了副科长。
某，从此步入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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