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同事的父亲胃癌手术后出现骨转移，医生建议立即化疗，同事向我询问。我说：“现在的化疗技术比以前的成熟，副作用也相对小些，但是治疗过程中的反应还是有的，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也还是存在的。总体趋势应是且战且退，得有思想准备。”同事问：“是否可以中医治疗？”我说：“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传统的中医应该无法抗御这种疾病。”同事很伤心：“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就是大病给人带来的不幸，不是一个新话题。只不过这种不幸，往往是在我们成长以后才会去面对的。我对同事说：“不能简单地说没有办法了，疾病的治疗价值观，通常和人们的生活价值观相关联。任何疾病，只要是可以治疗的，就是有办法的。医学的价值观就是，将治疗进行到最后一刻。每一项治疗措施，只要效果有响应的，就是有效，治本是治，治标也是治。但是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由于治疗的目标和价值观不同，他们所认识的办法或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就说放弃治疗，其实也是一种办法。有些疾病，最终很难治愈的，那么在痛苦尚未发生前，先让其承受治疗的痛苦，有些人会选择放弃的。当初我父亲被诊断为肝占位性病变时，我就放弃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因为我想让父亲尽可能多过一些太平日子，如果立即手术，他马上就得趴下。手术伤元气不算，就怕手术刚康复，那病就开始作梗了，就得吃二次苦了。事实证明，我当初的放弃是对的，老父至今健朗着。不敢设想，当初如果就让他去手术了，后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继续对同事说：“中医有句古话，‘不治疗为中医’。意思就是，有很多治疗是适得其反的，庸医也会害人。不治疗，效果反而取中。”
“此外，对一些诊断结论明确，治疗预后也明确的疾病，还可以有‘问号治疗’的选择，也就是俗话说的‘死马当做活马医’，一种退到底了的治疗观，用一种不成熟但有可能治疗方法去争取。2007年夏，在我父亲身体的整体状况接近崩溃时，我就是主动要求医院给做‘肝脏穿刺术’的。生死之间，存乎一念：不穿刺，肯定走人；穿刺了，有可能活。我当时对医生说：即使失败，我父亲也算活得不亏了。下定决心去解那个问号，去争取，于是父亲在全身衰竭的边缘活回来了。至于之前的选择就更加了，撇开已知结果的治疗方案，选择一种有机会治愈，也有理论和个案支持的疗法去争取，最后证明是对的。”我对同事说：“关键是你们自己怎么想的？治病也怕患得患失，治大病就更加了。”
我的“问号治疗”方案，来自于对一连串偶然的有心，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开始积累。农夫以“南瓜藤”冒充人参治癌症见效的传说，金山农妇患晚期癌症还有出乎意料的生命力，使我想到，精神状态和正面心理暗示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既然沮丧和压力可以伤害人的免疫力，那么开朗和轻松也可以有利于人的免疫力增长的。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例治验，让我明白，生命其实有可能存在捷径的，只是我们不容易去发现，以及不愿意去接受好像有悖常理的方法罢了。
这例治验，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在我父亲病重的那一刻想起来了，并且支持我由此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我没有选择让父亲进医院手术治疗，而是以这个案例为思想方法和立足点，采用保守治疗，最后取得成功。尽管后来没有人相信当初我父亲得的真是绝症，但是我当初到处问医看片时，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父亲得的不是绝症。我对同事说：“人病了，但生命存续的方式可以自己选择。我把那个案例重新整理一下，你可以自己去看。化疗是可以的，是不是应该多注意点什么？”
八十年代初，我还在卢湾卫校当中医老师，一天后勤组同事来问：“她的邻居，患未分化型食道癌，已经晚期，白血球跌到1000以下，放射治疗被迫中断，肿瘤医院让病人回家，也就是等了。他的女儿托问，是否可以给病人用点麝香？子女想用名贵药来尽孝心。”
作为一个中医，我很难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那要看具体情况的。骑车到虹桥路的病人家里一看，他的舌头像猪肝般的暗红，光滑而无苔，败象已现。已在劫阴阶段，不能用麝香的。我随口对病人说：“你现在一定是口干而大便难解”。病人说：“是，很难受。”我宽慰了他几句，随手开了付石斛、沙参之类养阴生津处方给他，这样能缓解些症状，减轻他的痛苦。
一周之后，那同事又来找我：“真不好意思，想麻烦你再出诊一次，病人的感觉好多了，想再吃你开的药。”我肯定乐意的，就敷衍一下的方子，能有什么效果？自己也想知道的。上门一看，病人已经可以坐起来了，精神好了很多，舌苔也有点长出来了。再次给药，依然是“扶正”之类的养药，病人还真的一天天好转起来，我也一次次地上门去。那时的出诊是义诊，但一个青年医生，看到自己的处方可以挽回这等重病，一定兴高采烈。
不知不觉就有三个多月了，病人的精神完全恢复，脸色也红润起来，居然可以做家务，带外孙了。此时我动心了，作为一个医生，谁不想挑战癌症？眼见有如此好的效果，肯定想涉深水区的，于是在处方中加入了若干味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由守转攻。
反应真快，情况又逆转了，病人的状态就一天天地蔫了下去。我开始纠结了，觉得就两种可能，或是因为我的方药改变了，原来不用抗癌药是对的，现在一加抗癌药就走了反路；也可能就是疾病到了发作的阶段。如果是后者，谁都无法回天；但如是前者，我调整用药，或者还有生机。但我惧怕责任，中医有句古话：“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命无功”。我给癌症病人用抗癌药，治不好是没事的，如果我撤掉抗癌药，一旦病人有事，家属追究起来，我会很难看的。但是路只有一条，所以我召集病人的三位女儿一起开个会，把我的思考和顾虑告诉她们。家属们通情达理，表示有今天的疗效已经很不错了，而且我一直是上门义诊帮忙的。她们说：相信张医生的治疗方案，如果不对，也无怨言。
中医治癌，本来就有“扶正”和“攻邪”两种不同的理论和思路的，而且扶正还类同于增强人体免疫力。西医也知道，癌症的病因中存在着人体免疫力下降的因素，就有通过提高人体免疫力去抗癌的疗法，但是当时在中医临床上并没有用单独的“扶正”疗法去抗癌的做法的。我决定回到原路上去，撤下那些抗癌药，“只补不攻”。果然选择对了，病情就像几个月前那样，又好转了。
转眼一年多就过去了，我每周骑车出诊一次，风雨无阻，维护着一个生命和这份来之不易的业绩。路不近，来去约需两个小时，但是我高高兴兴，还有比一个成功案例更可以让一个青年医生高兴的事情？不久喜讯传来：病人自行去肿瘤医院复查，经GI检查表明，他的食道上有10cm长度以上的愈合疤痕，恢复超出了肿瘤医院的预期，原来的治疗医生感觉惊讶。他女儿告诉我喜讯时，一脸的笑容，她们知道，那次的抉择对了。
然而很快多云转阴，病人的情绪出现了可怕的波动。他想活下去，一旦看到了希望，就想彻底摆脱病魔的阴影，心里暗暗滋生对我的不满了。一次他在带外孙时，不慎被孩子推倒在地，骨折了。我坚决不让他吃有可能对冲药效的伤药，关照他就硬挺着，骨折会自然愈合的。这时他第一次对我发火了：“你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骨折了还不让吃伤药，怎么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心里开始有点不安了，治慢性病，最怕病人自己沉不住气了。
骨折愈合以后，病人对我说：“张医生，谢谢你替我治病，但是你的用药是否保守了？我希望你能够帮我根治这个病。”说着就拿出一本中药书来，他说已经一味一味药对过我的处方了，没有一味药是有抗癌作用的，他的心里不踏实。我安慰了他，大概地向他解释了治疗指导思想和过程，介绍了曾经发生的逆转和反逆转的情况，讲了“扶正”抗癌的道理，坚持了自己的治疗原则。
病情到底还是恶化了，又过了几个月，他已广泛转移，终于吃不进中药了，我也束手无策，中止了出诊。过了一段时间，后勤组的同事又来找我了，说病人已经住进了肿瘤医院，快不行了，他女儿想和你通个电话。电话里，他女儿在哭泣：“张医生，我们一家很对不起你”。我不解，本就是友情帮助，有什么对不起的？她接着说了：“我的父亲太执拗了，他太想活下去了，认为你用药保守，自己又找了个医生给他开中药抗癌，但是他又相信你的药，所以后来同时在吃两个医生的药。我们只好瞒着你，真的对不起！”
我很震惊，明白了病情再一次逆转的原委了，那个医生一定是在全力用抗癌药进攻，然后重蹈了我当初“由守转攻”的覆辙。她女儿说：“是这样的，我们劝也劝不住他。”她记得那次家庭会议上我说过的话，也看见过后来的好转和再度逆转。所以特地来对我说：“对不起”。临挂电话前，她说父亲希望能再见我一面。我骑车去肿瘤医院急诊室，病人已全身黄疸，腹胀如鼓，肝昏迷好一会了，人已在弥留之间。女儿再三呼唤“爸，张医生来看你了。”他睁开了眼睛，话是不能说了，眼光里应该是道谢。我安慰了几句，道别了。
几十年来，这个案例一直给我信心，特别在我父亲重病时给了我灵感和信心，我也只有给他吃人参这一招了。现在想来，四十年前那一阵忙乎，还真是“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时并不是真的去出诊的，才使我有了一次意外的观察机会，否则按规矩办事，我是不会这样开药的。那么以后在我父亲生病时，也就没有抉择的基础了，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何来探索问号的想法和信心？也不会有以后人参醋的故事了。
以此文谨祝同事的父亲康复！
用微信扫一扫，或复制链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