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当时很模糊，多年后，掺杂了别的线索和证明，才会慢慢清晰，发现原来另有是非，才可能恍然大悟。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的那次专家鉴定会，就是这样姗姗来迟的明白。
1977年我卫校毕业，在离开中西医结合病房之前，代表医院参加了“单味大黄治疗上消化道出血”课题市级专家鉴定会。会议好像是在华山医院开的，又好像是在北京路上的中华医学会，就在一个露天花园举行。时间实在太久，记不清楚，而且那天我还特别慌张，就更不容易记住环境了。
课题是以卢湾区中心医院的名义申报市级专家成果鉴定，我作为课题主管某医生的助手，参加了全部答辩材料的准备，联系了几个治愈病人并带去接受专家质询。
年纪轻轻就有机会参加这种高级学术活动，我很兴奋，一丝不苟地将准备工作一项一项落实。谁知道一场意外的考验正等着我了。
鉴定会当天上午，某医生脸色阴郁地对我说：“小张，今天下午的鉴定会我去不了了。我想由你去做课题陈述，接受专家的答辩。”
“我？开玩笑吧？由上海各大医院的消化内科或外科主任医师们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都是学术权威，我一个卫校毕业生，见了他们脚都要发软的。”这是大实话。
什么叫权威？当时医院里，青年医生见了主任都是抖豁豁的，大气也不敢出。我怎么敢面对那些上海顶级的权威？他们的眼光和语锋会吓得我大脑空白，语无伦次的。
我说：“这坚决不行，我才21岁，医学底子薄，没有见过什么世面，要慌神的。您等这次专家鉴定已经好久了，万一被我搞砸，岂不可惜？对医院也不好交代。”
某医生心事重重地对我说：“这些我都明白，只是我下午正好是父亲的追悼会，冲突了。医院里别的医生对课题又不支持，也就你可以代表我去陈述了。况且论文还是你执笔的，准备工作你又全程参与，典型病例和几个病人你都熟悉，就你合适代表我了。”
我犹豫了，他父亲的追悼会，作为儿子不参加肯定不行。而且专家鉴定会还真的不可能让其他医生去，也不会有人愿意去的，那就只有我去了。
然我不懂GI读片。某医生笑了：“这倒不是问题，专家们哪有可能要你读片呢？你只需要按着病例顺序把片子插上读片灯，不要放反了就行。我已经帮你把顺序和正反面记号都做好了，你只要顺着放，对着讲就是了。”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就同意代他去参加专家鉴定会了。
他安慰了我，说已和鉴定会的召集人打过招呼了，而且他的事一完，就马上赶来援场。于是，我夹着一大摞汇报资料，带着几个已康复出院的病人去参加专家鉴定会了。
平生第一次面对权威专家陈述课题，接受质询，进行答辩，实在心虚。我服了镇静剂，心还是乱跳。
我们被安排在第二批进行答辩，等待的时候，空气像凝固的，我真是滥竽充数，心里忐忑。幸亏旁边坐着几个熟悉的老病人，作为医生，在他们面前还是要故作镇静的。
课题陈述和接受专家答辩还算顺利，我陈述了课题概要、临床数据和典型病例。5个病例的X片对比和已康复病人的现场陈述很有说服力，专家们自己看片子，自己问病人。都是上海一等一的消化道临床权威，当中没有中医，我们以中医理论为主的原理阐述，他们也不感兴趣。
专家只重视数据，问题主要是“病例是否随机？”和“大黄是否单用？”我们的确没有用过其它药品和辅助治疗，而且某医生在中心医院里什么都搞不定，谁会帮他挑选病人？专家们没让我难堪，答辩很快就通过了。
收拾资料准备离开的时候，某医生在门口出现了。他问了我答辩情况后，对我说：“家事处理得很快，赶过来后，见你已快要上场了，就不过来打扰了。”
我正为课题的顺利通过而亢奋，也没多想什么。不久就回校参加毕业分配了，以后医院对这个课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医院在“文革”以后通过市级专家鉴定的第一个临床科研成果，某医生从此风光无限，但是医院里肯定不知道，专家鉴定是这样通过的。
一件接近于35年的往事，因为最近周围对某医生的议论，从我的记忆里泛了起来。有朋友对我说：“你简单了，他利用了你的年轻。那天他怎么可能因为家事而不参加这样重要的专家鉴定会呢？一定是他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你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他同样没有。而你去是最合适的，如果那天专家鉴定没有通过，因为答辩是你做的，分量就落在中医科了。鉴定通过了，相信他根本不会说：论文是你执笔的，答辩是你去做的。”
但愿朋友是错的，又不得不承认推测有合理性，以某医生后来在荣誉等身以后发生的心理扭曲来看，他当时对我算计利用的可能性很大。我对他在成果中不提我名字的做法并非没有知觉，只是没去介意。后来在组织部工作，每每他为个人利益闹腾时，卫生局吃不消了，要求区委主要领导出面时，我都会自告奋勇地去处理，底气就源于此。
我不可能哄着他，呵着他。和他见面，说话单刀直入，可以马到功成。他在我面前，始终胆气不足。那次至关重要的专家鉴定会和那个让他名利双收的课题项目，提供了我足够的心理消费，忐忑了一次，消费了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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